川北的百年强震至今将近72小时，从网络与境外媒体的评价中，中国政府展现了极高效率。现下仍有数万同胞在土石瓦砾中生死未卜，此时谈抢救之外的事未免缓不济急。诚然震灾的抢险的确是争分夺秒的决战，但灾后重建却是社会整体的持久战，必须有配套的改革议程，灾后重建才可能成功。

灾难不只考验政府，也试炼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救灾前期，真正能有贡献于第一线的必然是少数专业人士与强制纪律的部队，非灾民的广大公众若不想只安于当一个观众，公民社会就必须有想象力与实行力,以下仅建议三点：

首先是灾后重建的情境想定(scenario)。

古人常云:祸不单行。震灾之后可能伴随土石滑坡与疫情流行，更令人担心的还有即将而来的长江汛期与水库安危。与震灾同行的还可能有物价高企，关键材料囤积，有行无市。重建时必须谨慎处理土地的问题，过程中还要避免人谋不臧……

每个社会都会有其特殊的方式响应重大的挑战，也都有其强项与待学习的地方，状况想定越有现实感，社会自我实践的能力也就越强。此事必须集众人之智，自然不能只靠首长与其智囊。

可以想见的是,当8月奥运举办时，灾区必然还是百废待举，届时是一边庆祝一边流泪呢，还是可以有结合重建与奥运的新想法？北京原来的剧本有无更改的弹性？更为关键的是：全世界都会以灾区的重建，而非奥运的金牌数来衡量中国。

其次是反省国家的角色与限制。

震灾中的政府得到紧急的授权，可以调动一切资源并限制人民日常的自由，然而紧急权力是个古老的概念，古罗马设有执政官的制度，就是国家为了面对存亡而授予治理者极大的权力以作出决断。但如何授权，期限有多长，可以做哪些事，这些都需要公民同意，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体现。过与不及都非民众之福，日本社会对于灾难有强大的共识与基础建设，但1995年阪神地震时，却因拘泥于地方首长的副署，而使自卫队延迟进入灾区。

强大的能量与决心是中国政府救灾的强项，但政府既非万能，也不可能长期集中力量于一区一事。在灾害抢救上，国家力量绝对是先行且主导的，但在重建中，民间的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才是关键，其中又以组织化的宗教团体表现最为突出。

在台湾“9·21”震灾中,民间团体发挥了政府所没有的耐力与细致,而大陆对应的部份却仍在发育之中。

其三是善用连结国际与网络。

跨国合作的目的不只在救急与物资供应，而在于取信于国际与互相学习。切勿把全球知名的非营利组织当成政府的延伸，他们是欧美公民社会的展现，也许价值观未必与中国的民意合拍，但其初衷与实绩倒还经得起检验，中国需要这种软实力就像需要大飞机一样殷切。

以印度尼西亚亚齐省为例，海啸带来超过二十万人的死亡。但国际的调停协助，使得亚齐打开独立内战的死结，走向重建之路。

此外，正确及时的信息只是传媒第一步,网络在救灾上的潜能仍有待开发，如动员公众协寻失踪亲友，安慰家属，媒合认养学童等。而在重建的过程中，也可以迅速地获得信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公开信息可以降低贪污、以权谋私的疑虑。

至于非灾区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别急于现在去灾区。或许可以对自己许下承诺，在一年内要去灾区从事志愿服务，并对西南与山区少数民族的处境付出心力。这场地震真正严峻的挑战是灾区经济的萧条，而重建的大敌是公众的遗忘。

灾难里孕育着社会进步的可能，灾难也可能拆解原来的社会对立与藩篱。1935年，台湾发生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死伤数以万计，但日本殖民政府却善用这个机遇，试图在救灾的过程中，强化日台一体的认同，化解统治的矛盾，并在隔年开办台湾的地方选举。但愿汶川的灾难成为社会进步的新起点。
（作者为台北市民政局前局长）

    初次看到该事件的感受是惊讶，在二十一世纪有这种事情的存在。

    以后便是愤怒了。据帖子里描述：不久前成功的一次解救过程，情景催人泪下——“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8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

   愤怒的不仅是包工头们的残忍，还有执法者监督者的漠然，其实说他们漠然只是表面现象，最根本的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已结为利益共同体。 那些公权部门和公职人员一边拿者纳税人提供的薪金和待遇一边将被监督者的进贡纳入囊中。一边是包身工们的生不如死，一边是包工头们的日渐充实的口袋，一边是监督部门的歌舞升平一切ok,更有甚者，劳动监管部门把解救出来的童工再次倒卖到别的砖窑。这是怎样让人无语的一群监督者啊!

  有海外观察者讥笑说，如果中国记者想什么都能揭露出来，黑砖窑这类严重侵犯人权的新闻就会天天有；国内曾有网友说，如果死几十个平民就降半旗，我们的国旗就升不起了。我的结论相反：如果中国的付振中们有娱乐记者(狗仔队)享受的追踪挖料权利，如果死了10个以上平民就降国旗志哀，那么，这类丑事惨事就会日渐减少，直致变得稀罕。

  自然，还要有别的制度和办法配合。如果曹生村砖窑被解救的民工得到的不是3倍最低月工资和1000元慰问金(被打残的另有1000元治病费)，而是数百万元的惩罚性赔偿(虽然远低于英美标准)；如果渎职的官员受到的是真正“严肃的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追究，谁敢草菅人命绝无好下场，我相信中国的局面定会有大改观。